王安石資料簡介

          時間:2024-08-28 09:26:15 王安石 我要投稿

          王安石資料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謚號“文”,世稱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晚年封荊國公,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延壽鄉(今東鄉縣黎圩鎮上池村)人,中國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濟產生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時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王安石資料簡介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有《王臨川集》、《臨川集遺》,著名散文《游褒禪山記》。

            【生平】

            慶歷二年登楊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簽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度判官公事、縣(今浙江寧波州區)知縣。舒州(今安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逝于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改革運動】

            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變法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壓迫,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王安石大膽地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聾發聵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積極倡導和推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變革。王安石兩度為相 ,發動和領導了舉世聞名的“熙寧變法”運動。這場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變法之后又一次規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

            改革變法觸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加上在實施過程中一些官吏借機敲詐盤剝,王安石處于“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于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辭去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閑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廢除了大多數新法。王安石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后被追封為 “太傅”;紹圣年間,賜謚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采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執政敢做敢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以“天變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推動改革變法。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

            長于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 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化的文風是有力的沖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有著一股摯情,幾次回鄉探親,對家鄉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跡,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志,表達了他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家鄉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家鄉學者著書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贊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上翔,窮畢生精力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

            【出身】

            王安石出身于臨江軍(今江西樟樹),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而且他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于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慶歷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之后調任縣(今浙江省寧波市州區),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于當世之變”,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王安石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改革取士。廢明經,設明法科。進士科不考詩賦考時務策,整頓太學,唯才是舉,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

            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

            【文學成就】

            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先仕常州知州,后出任江東刑獄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閑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后(1063年—1066年),屢召王安石赴京辭入朝。

            【個人恩怨】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蘇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蘇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擊新政而禍,王安石卻能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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